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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性别视角看流动人口的社会资源及社会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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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李兴睿

  《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7》显示,2016年我国流动人口规模为2.45亿人。自2015年流动人口总量开始下降,但仍保持较大比重。流动人口男女性别比呈现先升后降的变化特点,于2012年达到近6年来的峰值111.9,之后持续下降,2011年~2016年间我国流动人口性别比由2011年的109.6降至2016年的107.2,不断趋于平衡。新时代农业流动人口正逐步由以往的“候鸟式”城市流动向留居型的城市融入转变。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受户籍制度及其衍生制度的影响,多数流动人口在城市发展中的社会资源仍十分不足,融入程度不高,属于边缘性群体。与此同时,流动人口内部资本相对更少的群体又面临着更大的发展壁垒。本文从社会性别视角分析流动人口的社会资源及社会适应,以期为增强流动女性的资源支持提供参考。

  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是影响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重要因素。其中,人力资本是体现在劳动者身上的“一种资本的类型”,存在于个人掌握的知识和技能中,它表现为知识、技能、体力/健康状况等价值的总和;而社会资本指那些嵌入在个人社会网络中的资源。其中有互动频繁、感情较深、信任程度高的强关系,也有异质性较强的弱关系;有以个人或家庭为主的社会网络即微观社会资本,也有社会群体与社会组织中的社会网络即宏观社会资本。实践证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越高,越有助于个体的社会适应。

  流动女性人力资本低于男性,但人力资本对女性社会适应影响更大

  通过对“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流动补充数据”在受教育程度、手艺/技术掌握、健康状况、年收入等指标的分析来看,流动女性的人力资本状况仍不如男性。例如,新生代男女的平均受教育程度均为10.5年;老一代男性为8.6年,比女性高1年;新生代和老一代女性有技术/手艺的比例为33.8%和39.6%,分别比男性低9.2和18.2个百分点;新生代和老一代健康状况好的比例为85.1%和76.4%,女性均低于男性。老一代年收入高于新生代,其中老一代女性农民工的收入亦低于老一代男性农民工。

  本文将生活满意度作为社会适应的心理健康衡量指标,通过分析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流动人口工作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模型发现:人力资本对女性工作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大于社会资本。对于全体流动女性来说,健康状况越好,工作生活满意度也会逐渐增高。对于老一代女性来说,随着收入的增高,其满意度亦增高。但是,老一代有技术或手艺的满意度反而下降,这或许是因其拥有的相关技术技能不能在城市就业中施展所致。人力资本对男性的影响体现为:对于全体流动男性来说,健康状况越好,工作生活满意度亦会逐渐增高;随着收入的增高,新生代男性的满意度增高。

  由此我们看到,收入、技能、健康状况是人力资本中影响流动人口社会适应的几个主要因素,而女性又低于男性。为此,在推进全体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过程中,我们也应当注重社会性别差异,充分考虑流动女性人力资本更加不足的状况,为不同代际间的女性提供有针对性的服务。对于新生代流动女性,为其扩展多样化的继续教育途径,增强她们的综合能力;结合城市转型发展规划,有计划地为她们提供更加适应现代城市发展的高端技能培训;为有创业意愿的流动女性搭建创业就业平台,努力增强竞争力。对于老一代流动女性,在提高其职业技能的同时,也要充分发挥并帮助其转化原有的技术特长,增进她们的城市生存发展能力。在健康保护方面,对于深处恶劣工作环境的流动人口,包括流动女性,相关部门更是要加快改善企业生产环境的步伐。

  流动女性更加依赖社会资本的强关系

  通过对流动人口外出同行人员、集体事务参与程度以及加入社会组织/民间团体状况等社会资本的变量比较发现:流动人口的社会资本主要集中在微观社会资本的强关系中,而女性更为依赖强关系。例如,在外出随行人员中,老一代流动男性排前三位的是:配偶、同乡/朋友/同学、子女,分别占49.7%、31.7%、28.6%,而老一代流动女性排前三位的是:配偶、子女、同乡/朋友/同学,分别占69.4%、39.1%、22.3%,老一代女性随行人员配偶和子女的比例显著高于男性,一方面也反映出家庭流动的比例日益增加,另外也可以看到,外出流动的强关系中,老一代女性更加依赖家庭关系。

  流动人口尽管在社会组织和公共事务的参与比例和程度都比较低,但女性又低于男性。在集体事务参与程度上,流动人口参与捐款等志愿活动的比例最高,占五成以上,新生代女性高于男性;对政府部门提政策建议的比例最低,都在4%以下,女性低于男性;新生代在网上就国家事务、社会事件等发表评论、参与讨论的平均比例为13.5%,女性仍低于男性,但均显著高于同性别的老一代流动人口,这与他们相对老一代有较高的网络使用率和多样化的使用倾向有关。在参与社会组织的比较中,新生代更多参加到联谊组织和社会公益组织中,高于老一代流动人口,但其参加专业、行业组织的比例很低。

  宏观社会资本对流动女性社会适应的影响低于男性

  在微观社会资本对男性的影响中,与父母随行的新生代和老一代男性满意度均有所提高。传统父权制对当今社会的影响仍普遍存在,一方面属于私人领域的家务劳动大部分由女性承担的状况仍未改变;另一方面,农村中父母随儿子一同生活的比例仍较高,这样同父母随行的男性一方面可获得父母在家庭生活的照料,也可以对父母尽赡养义务,实现举家迁移,满意度相对增高。在宏观社会资本的影响中,老一代男性集体事务参与程度越高满意度越高。新生代男性加入“联谊组织”的满意度下降,或许正是因为其在外出务工过程感到资源缺乏,通过加入联谊组织希望获得支持和帮助。

  社会资本对女性的社会适应影响不明显,这与流动女性自身通过弱关系和组织关系获取资源的意识不足有关;但更重要的是流动女性受制于人力资源不足以及传统社会性别文化的制约,她们的话语权往往不能被充分体现;另外,目前专门服务于流动女性的社会组织还十分缺乏,这些都对流动女性参与社会组织的积极性有所影响。

  为此,在当前服务于流动人口的工作中,我们要增强对流动女性自组织的培育和帮扶,吸纳和鼓励更多服务于女性的专业组织、社会机构为流动女性开展更多切实有效的提升活动和服务。同时,还应该努力从家庭化角度帮助流动人口及流动女性,使其从返乡照料老人和儿童的性别分工中得到解脱,将流动儿童教育、流动老人医疗放在公共服务体系的核心位置,为流动女性解决后顾之忧。(作者为四川省妇联妇女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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